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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当局将年金改革内容编入教材被批连小学生都骗

                            时间:2021-05-11 16:22:47 :民航管理部门谈川航事件初步调查:机组处置得力 | 浏览量:2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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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何欣荣、商意盈

                              倡议发起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与浙江省共建之江实验室、与上海市共建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联手繁星公益基金在上海设立繁星科学基金……最近几年,在长三角科创版图上,浙江大学表现活跃,串起了高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

                              根据2020年末印发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到2035年,长三角要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在长三角科创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一流大学要展现什么样的大担当?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

                              创新长三角将在世界版图上隆起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创新是各国各地决胜未来的关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创新力全球排名为第14位,与2019年持平,仍然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从科技史来看,每80年到100年世界的科技中心就会改变。放眼未来科技创新版图,世界创新中心除了欧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增长极。”吴朝晖说。

                              吴朝晖认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当前中国创新主要集中的三个区域。以长三角为例,这里集中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长三角建设科创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盘。“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省一市创新资源的汇聚和连接更加频繁,能级不断提升,有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在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中,吴朝晖认为要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作用。他谈到,浙大正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生态文明与环保创新、设计育种等多个领域推进“创新2030计划”,力争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产生重大原创成果。比如其中的量子计算与感知会聚研究计划,已成功研发具有2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助力中国学者跻身世界量子计算第一梯队。

                              以“拉长长板”的思路开展协同创新

                              一条G60科创走廊,串起沪苏浙皖九个城市,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七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近日,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到2025年,G60科创走廊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

                              G60科创走廊是长三角建设科创共同体的一个生动注脚。上海综合优势突出,江苏制造业发达,浙江数字经济领先,安徽创新活跃、生态资源良好——纵观长三角三省一市,在科技创新上各具特点,这为科创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

                              在吴朝晖看来,长三角打造科创共同体,意味着三省一市将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更多的优势竞争领域,既可以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创新环节进行强强合作,也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等不同创新阶段开展协同创新。

                              在区域创新资源的联动上,按照“优势互补”“拉长长板”的原则,长三角可以叠加不同省市的创新优势,打通前沿的创新链与全链条的产业群,汇聚三省一市的资源进行集成攻关。

                              “未来的情形是,优质创新资源在长三角各地分布式集聚。比如,某个前沿领域的顶尖创新资源在上海,但一流的应用场景可能在安徽。又比如,上游最好的创新要素可能在浙江,下游最好的创新要素却在江苏。”吴朝晖说。

                              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上,长三角可以在创新主体上推动强强联合,在创新生态上实现好中取优、在创新能力上推进高原筑峰。

                              “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创新型大学既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联结纽带。”吴朝晖说。比如浙大先后与浙江省政府共建之江实验室、与杭州市政府共建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还发起组建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联合区域内“双一流”高校共建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共引高层次创新人才。

                              成立一年半以来,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内的五所高校聚焦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共同谋划发布了两批10个重点合作项目,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扎实成效。

                              学科交叉融合 政产学研高效互动

                              与吴朝晖院士交流,融合、互动是他口中的关键词。这样的意识,在浙江大学与上海方面的两个合作项目: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和繁星科学基金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是浙江大学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共建的一家新型研发机构。研究院以“计算+”为核心使命,旨在推动多学科、多领域、多行业的交叉融合,助力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上海高地”建设。今年3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和繁星公益基金签署捐赠协议,设立“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首期1亿美元捐赠资金,将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作为国内一流的计算机专家,吴朝晖说,以“计算+”为特征的智能化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算法、算力在信息、生命、物质等学科领域的渗透式运用,正在加快构建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数字信息世界的四元空间。“新的研究范式,将为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问题等提供全新的方法论。”

                              以往的基础研究,有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繁星科学基金则是政府、高校和市场力量合作的产物,基金出资方是浙江大学校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发起的繁星公益基金,繁星科学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则由吴朝晖担任。

                              吴朝晖认为,繁星科学基金体现了政产学研携手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的新思路。“政府可以为基金运作提供税收减免、产业对接等政策支持;高校可以汇聚高层次人才和优质创新资源,做好科研项目的组织动员等工作;企业可以将一线的研发需求反馈给基金,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高水平成果转化。在‘四个面向’中推进新型校地校企合作,可以打造更加紧密的高能级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市场力量的加入,不仅使基础研究得到了更加充足的资金支持,也可以将市场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到科研的组织管理、经营运作、需求对接等各方面,从而提升研究效率。

                              “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目光转移到科技创新事业,尤其对‘从0到1’的基础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这种时代趋势,将加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联动,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吴朝晖说。

                            【编辑:陈海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逃离医院死亡模式。2014年,著名医学作家阿图·葛文德出版了享誉世界的《最好的告别》,从一个临床医生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代医学在终末期病人和衰老、临终病人照顾上的失败,痛陈过度治疗给病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把对医院死亡模式的质疑和反思推向了高潮。

                              鸿茅药酒案批准逮捕后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后来在最高检的关注下放人。否则,由批准逮捕的同一办案人审查起诉,当事人也难逃被起诉追责的厄运。

                              新任吉林省委政法委书记侯淅珉生于1963年7月,本科、硕士均就读于北京大学,1987年硕士毕业后,侯淅珉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研究人员。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房改提上日程。1991年,侯淅珉进入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处工作,之后先后担任指导处副处长、处长。

                              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如今,理论已成现实。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安全事故、疫病暴发、网络安全以及核威胁等,塑造出复杂的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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